民国时期张季鸾主笔的《大公报》在国内国际都蜚声遐迩，享有盛誉。张季鸾本人也是当时中国报界的一位著名人物和新闻记者，他1911年留日归国投入报界从事新闻工作30年，特别是从1926年9月起至1941年9月主持《大公报》笔政15年，尤其在“九一八事变”后季鸾先生“深怀文章报国之志”，团结抗日抱病秉笔，为国分忧始终不渝，被当时中国报坛颂为“一代宗师”。

风风雨雨新闻报人生涯，虽不在前线战场，也关系国家兴亡；可歌可泣传媒人，虽以文抗战，功迹也昭彰。

癸卯年初秋一个上午，阳光明媚，我信步来到榆林东沙一片熏色之中的石阶高地，拾级而上至张季鸾纪念馆东大门台阶，环顾四周，凭栏望远，思绪万千。这座位于金沙路东绕城高速路边的纪念馆，展室里面分设的12个壁挂图文诠释，让我的忆想再次回到这位伟大报人之椽笔文章巨擘鸿篇的烽火年代。

张季鸾1905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就曾参与以陕西留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革命杂志《夏声》的编创工作。回国后，他一度在于右任先生创办的《民立报》当记者，1912年经推荐任南京总统府秘书。先生因发表反动军阀刺杀宋教仁一案等文章坐牢3年，至1915年以后，张季鸾又先后在《民信日报》《中华新报》当过记者、任过总编，直至1926年9月主笔天津版《大公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季鸾愤笔写下《日军占领沈阳、长春、营口等处》社评，主张“明耻教战救亡图存”，其文人报效的爱国精神跃然报纸上。

1933年1月，长城各口榆关内外狼烟骤起，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乌云蔽日战端开启，张季鸾忧国忧民，难抑心中悲愤，便以《大公报》为阵地连连写出社评，揭露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指出：日人必将给我中华民族带来灾难。东北沦陷日寇进逼华北，张季鸾随即在《大公报》上著文说：国家今日遭此奇辱人民遭此奇劫……张还写诗赋愤曰：“长城在望，而形势全非；渤海无波，却陆沉是惧”，其为家国分忧之情溢于言表。

特别是“七七事变”后，国内外有人想进行所谓的“调停活动”，张季鸾在《大公报》发出一篇蜚声一时的著名社评《最低调的抗战论》，指出：“国家应向中外宣布如日本不停止进攻南京，如日本占领了南京，则决计不接受调停，不议论和平，这决不是高调，乃是维护国家独立最小限度之立场。”社评还说：“如果南京被占，应拒绝一切名为调停实为屈服投降之议论……只要大家不分党派同心奋斗中国就永不亡，中华民族永不衰落。”这篇社评“空气澄清群疑一扫”，在国内外新闻界舆论界文化界产生巨大影响。

张季鸾先生始终对抗日战争充满胜利信心和乐观态度。1938年3月8日，先生在《中国国民应有的自信》一文中指出：“日本侵略靠经济，侵略越久经济越坏最后必然崩溃。中国过去完全自误一旦觉醒就会奋斗，这种力量比日本不知几十倍几百倍强大。以无穷之抵抗阻挡有限之侵略，我们不会投降，中国最后必然胜利，必然能驱敌出中国。”这些言论驳斥了“亡国论”悲观腔调，极大地鼓舞了国人抗战胜利的信心。

1941年7月7日，张季鸾在《纪念抗战四周年纪念辞》一文结尾中高呼：“祝中国最后胜利！祝世界反侵略友邦国最后胜利！打倒企图征服中国的日寇！打倒企图瓜分世界的三国（德、意、日）同盟！打倒日汪伪约！打倒汉奸汪精卫……”这是张季鸾一生中撰写的最后一篇檄评，其爱憎分明家仇国恨和对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寄予殷切希望，救亡图存之心和文中一连用了6个感叹号的爱国愤慨之情凝聚笔端。这篇社评写出后仅两个月时间，张季鸾这位一代报人、具有大格局大手笔的资深记者、忠勇坚定的新闻人士，便与世长辞了。

1941年9月6日，张季鸾在重庆病逝，终年仅54岁。同年9月22日，正在延安土窑洞里指挥抗战的毛泽东主席联合数名高层人士专发挽电曰：季鸾先生历次参政会内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惊闻逝世，悼念同深。肃电致悼，藉达哀忱。

1941年9月8日，正在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周恩来与董必武、邓颖超三人专致唁电挽曰：季鸾先生，文坛巨擘，报界宗师。谋国之忠，立言之达，尤为士林所矜式。不意积劳成疾，遽归道山，音响已沉，切劘不再。天才限于中寿，痛悼何堪！特此驰唁，敬乞节哀。

1941年9月16日、27日，重庆《大公报》、《新华日报》还刊登多人多幅悼念一代报人张季鸾的挽联、挽诗、挽词，全国新闻界报业界文化界同仁同事同声悼念。

时至中午，我沿着石阶从纪念馆返回，看着在纪念馆一层展厅门前悬挂的“统一战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榆林市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中共榆林市委党校干部培训现场教学基地”等多块金光闪烁的牌匾，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田斌